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胡福明等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

　　该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经受检验，经过实践的积累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禁锢我们已久的精神枷锁。当中的一些语句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受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统治的支持，并且一致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一论断。正如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这场讨论，为中共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改革的艰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某一种意识形态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见存在的时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引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原本存在谬误的想法根植到群体的思想中，相当于进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看来就是异端学说，加上政治上的压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想法。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这种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不仅和权威阶层有关，而且和集体中的每一个也有关。如果我们说一个错误的想法被一个集体所接受，而这个集体却没有责任时，我们如何看待人类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如何把握自己对对错的选择性？由此，我们应该给每个人解放思想的条件，不能通过固定的思维和方式禁锢思想的开放，避免以后再走入那个谁说话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话语主体判定话语的真理性的错误标准。

　　更进一步的思索一个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家到底需要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好的意识形态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国家可以在高度认同的权威内动员社会参与国家制定的计划。不好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而且是全民思想发展的滞后。意识形态不能太多具体化，当意识形态具体化到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的时候，局部的真理会以推波助澜的方式侵袭到整体，最终变成错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适用都有空间和时间的个殊化区别，全民类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的内涵是最好不过的。

　　从胡福明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份子天生有一种济世安邦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追求铸造了他们的铮铮铁骨，铸造了他们“以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行，铸造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良知，铸造了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与，起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员，写该文时，他就说：“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识份子为了取得权力资源不得不对权力阶层哈腰弓背感到可耻。马尔库塞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极为痛惜的说：：“……难道您真的希望以这种方式载入思想史中吗？”政治和学术的结合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只有学术存在良知时发挥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权力资源里的知识分子拿出你们说真话的本事和良知来。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索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次思想解放让人联想到了以前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国家的飞跃。在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法性并且准备重回老路时，这次思想解放给人的一个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问题并非是改革除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继续改革。继续改革面临的除了思想的束缚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就曾发文指出“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机制的创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众”。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继续引导我们解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