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征文:老区红色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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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征文:老区红色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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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征文:老区红色文化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老区创造的革命文化对当前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革命老区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了17块革命根据地;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了18块抗日根据地。在新中国成立前20多年的时间里,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革命老区,可以说无一日不打仗或在准备打仗,但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老区丝毫没有放松文化建设。
  一、老区红色文化建设的背景、成就和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和老区政权的高度重视下,老区在扫盲识字、理论宣传、文艺创作、新闻出版、科学普及、妇女解放、移风易俗等红色文化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苏区内各乡村因陋就简普遍地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小学、夜学、识字班、图书馆、墙报等,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中央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50%,比国统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出40%。中央苏区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央图书馆、工农剧社、工农美术社、苏维埃大学、《红色中华》机关报等文化机构。在抗战时期,老区创办了大批文化机构,如鲁迅文艺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革命院校,《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杂志,解放出版社、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传播机构。边区农村则组织业余剧团、社火队、皮影队等,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中央文委、各边区文委大力推动抗日根据地群众文化建设,创办文化社团、文化机构,开展文艺下乡运动、新秧歌运动、戏剧改革运动等。
  对此,毛泽东同志有着高瞻远瞩的深刻认识,他对革命文化建设一以贯之的予以高度重视,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2]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和军事斗争同等重要的地位。
  老区红色文化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文化启蒙意义。唤起了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觉醒,全面、彻底地打破了封建主义几千年来对广大农村的思想禁锢和束缚。把劳苦大众的思想意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推向新民主主义,实现了历史跨越。二是文化教育意义。宣传、教育、改造、组织起了几百万农村青年自觉投身革命和抗日的洪流,成为合格的革命军人,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三是文化动员意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学习、教育、普及,胜利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推动了全民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四是文化现代化意义。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改造,使之符合、融入了世界范围内近代化、现代化的潮流,改变了中国文化落后、文化自卑的命运和局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节节败退,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落后。老区红色文化建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老区红色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演进的重要一环。
  二、文化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认识西方、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最准确、最深刻、最全面、最科学的窗口、桥梁、宝库和指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一代又一代优秀共产党人,对英、法、德、俄等欧美资本主义大国,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科学、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深入研究,他们创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复杂、最精深、最全面、最科学的学说,是所有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四处奔波,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但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3],马克思主义使中国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与欧美在文化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终结了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中国文化落后的局面,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阐明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为中国人民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为此,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4]
  老区红色文化建设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老区红色文化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投身革命和抗日的洪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开展红色文化活动、创作红色文化作品、推进红色文化建设。“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则积极推动人民文艺运动,于举国肃杀之中开辟出了一块花团锦簇的文艺胜地。戏剧是苏区文艺中最为鲜艳的花朵。各种剧团、剧社、俱乐部遍及部队和城乡。如毛泽东进行过调查的兴国县长冈乡,就成立了四个俱乐部,每村一个,每个俱乐部里都有新戏。戏剧工作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编演了《父与子》《破牢》《松鼠》《活菩萨》《武装起来》等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深受广大军民欢迎的作品”[5]。长征胜利结束,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指导文艺工作的文件陆续推出,各种文艺组织纷纷成立,文艺表演团体接踵奔赴抗日前线,‘长征记’征稿、街头诗等大型群众性创作活动接连不断,戏剧、秧歌剧、诗歌朗诵等文艺表演令广大军民目不暇接……”[6]
  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最为光辉绚丽的篇章。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来看,以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丰富概念为全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中华传统文化,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并被周边民族纷纷效仿,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具有可以明显识别其特征的、不曾中断的、完整的同一价值思想体系的区域,被称为儒家文化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老区红色文化建设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创作了一大批富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文艺作品。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通过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仍然创造出了一大批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经典作品。如交响乐《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小说《荷花淀》《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歌曲《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唱南泥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等。”[7]
  四、文化建设要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文化
  在欧洲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的革命中,资产阶级提出并发展的以“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丰富概念为全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资本主义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他们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具有不可避免的虚伪性、唯心性和欺骗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时的北洋政府、知识精英和相当一部分民众,寄希望于西方大国的所谓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希望他们尤其是美国能主持正义,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北洋政府于1918年11月28日在总统府举行欧战胜利庆典,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教育部也停课三天,几万人参加庆典游行。正如胡适当时所描绘的那样:“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他“兴致最高”“最热心,也最乐观”,是知识精英“政治兴趣的爆发”。 [8]然而,当把持巴黎和会的英、法、美等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完全转让给日本时,让昨日还在狂欢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惊诧不已,从渴望走向绝望,引发了五四运动。可以说,巴黎和会的这一决定,直接在中国人民面前戳破了西方所谓“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的虚伪性,对美式民主和价值观由希望转向失望。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从欧美道路转向苏俄道路,并间接影响了迄今为止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
  对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的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9]
  在老区红色文化建设中,我党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批判借鉴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教育、引导文艺工作者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工农兵群众。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改造人生观、世界观,实现了思想感情的蜕变,把创作中心真正转移到劳苦大众上来。同时,我党高度重视面向西方的文化宣传工作。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拜访了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西方引起了轰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形象。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10]
  实际上老区红色文化建设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也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王明等左倾主义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办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教训极其惨痛。
  为此,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11]
  老区红色文化建设是在内忧外患、强敌环伺、国弱民穷,局势极其复杂、环境极其恶劣、条件极其艰苦的形势下进行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老区红色文化面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文化、国民党反动派封建买办文化、伪政权投降文化的文化侵略、文化压迫和文化围剿,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斗,终于打败了一切旧文化和反动文化,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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